钟少华先生是不愿自称学者的，他总说自己是个“老书生”。今年6月，这位“老书生”出版了他的“文存”——《进取集》。花甲之年仍思“进取”，仅这种精神就很令我敬佩了。
《进取集》收录了钟先生数年来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的40余篇文章，其中有轻松有趣的散文杂文，也有深入严谨的学术论文。两类文章相互辉映，情文并茂、事理交融，成为密不可分的整体，形成一种巧妙的和谐。他的《妙呀，妙峰山！》看似一篇游记，其实与史实考证和民俗发掘相关；而《中国工程会会址寻踪记》一篇，更是融史料发掘、史学新发现与社会问题的思考于一体，富于哲理，耐人深思。依我看来，这种和谐和统一的形成正来自于钟先生始终如一的学术史眼光和史学家笔法。为文如此，为人也是同样，也许这与钟先生将生命与学术相融为一体的理想大有关系吧？
钟少华先生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这造就了他颇为独特的知识和学术背景。他对文理工各科的广泛涉猎深深影响了他近十余年的学术研究，使他有可能实现一些新的突破。首先，是在材料与研究领域方面的突破。钟先生一直着力进行的中国近代科学哲学史研究就正是我国史学界的一个空白领域。例如前人认为我国清代出版的科学书籍只有300部，而钟先生以亲自实证的方法就搜集到近2000部之多，为史学研究的基础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此外，他纠正了大多数人关于“中国清末没有百科全书性质的中文书籍”这一误解，发掘并证实了我国清末出版的一些完整的百科全书，并进一步证实当时已出现了“百科全书”这一名词。这些颇有价值的观点与材料都体现在《进取集》中的《清末百科全书初探》、《清末百科全书新探》、《中日近代百科全书的启示》、《中国百年一词的嬗变——“百科全书”定义问题》等几篇文章当中。
“哲学”与“百科全书”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在钟先生的研究视野里却统而为一。事实上，从这里正可以看出钟先生所关注的一个大问题——学术史发展问题。在这个大的命题之下，无论是科技还是哲学，都成为“人类智慧的亲兄妹”，具有息息相关的联系。这种认识，正是百年来中国文化科技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之一。近年来，许多学者探讨“现代性”，“现代化进程”之类的问题，而钟少华先生就是在史学领域内探索这一问题的人，他的研究为我国近代学术史发展的研究提供了鲜明可见的思路和途径。
除材料上的突破之外，钟先生还实践了一种方法上的突破——“口述史学”方法，即采访历史人物，为他们留下声音和形象的资料。这种方法令人联想起古人“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精神。钟先生说：“我这算是什么研究工作呢？”此话既谦逊又自信，因为他深知他所做研究的价值，他也当然知道，这不仅是一种研究，而且是一种独特的、宝贵的研究方式。
